旧的图像关注于发现，把科学家看作或多或少自主的探究者。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由科学理论。两位物理化学家——曼彻斯特大学的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和哈佛大学的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阐述了这一观点。曼哈顿计划改变了一切。规模变大——大的科学和大的预算到来了。随着团队科学的出现和大规模技术的应用，人们的职业生涯也发生了改变。大的科学意味着大的钱，大的钱意味着需要证明支出的合理性。这与旧的科学形象是一致的，即即使是悬而未决的“纯”科学也可能产生应用，然后产生可用的技术。
作为自由主义科学理论的核心，科学是由遵循自己最佳直觉的自主个体所产生的自发秩序，这种观点在实践中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大学找到了建立资助的方法——进入科学家的奖励结构。优点被重新定义为包括企业家精神。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资金相对于寻求资助的科学家的供应出现紧缩，学术科学领域的就业市场也出现了紧缩。
发现伦理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方式来与公众建立联系:发现者将发现与文化英雄联系起来，并将其人性化，并将他们的名字与他们的发现联系起来，使他们永远出名。科学悄无声息地发展出了一种新的伦理，或者说是一种源于强调科学中较小部分的伦理，一种生产力伦理。生产力伦理需要一种不同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由科学的实践价值观念逐渐形成的。
但现在，在探索的道德规范下，生产意味着不同于生产力的东西。它意味着产生结果，实际上是有“影响力”的结果。专利和引用一起被统计，授权数量也被统计。上世纪90年代末，一个新的科学资助案例获得了发展势头，其首字母缩写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于2001年出现。STEM教育将带来高薪(高科技)工作的承诺开始推动国家教育政策。
科学是被视为技术未来的核心，因此也是研究投资的更大目标。但随着投资而来的是问责制。指标评价大学的使用,和指标筛选的方式个人科学家,积极约束的选择研究,不仅如此:决定如何研究限制通过他人的期望,并通过制度审查委员会、资助者和期刊。在私营部门的大学之外，很大一部分科学受到投资、融资和监管接受的现实的限制。
从资助者的角度来看，这些新的责任形式是一件好事:它们给科学家的关系带来了纪律，并将科学工作推向实际结果。
有了它，关于科学的自主性和与科学的社会契约的陈词滥调就变得过时和不相关了。我们现在签订的“契约”不是抽象的。它们是与利益相关者和资助者之间的书面契约，这些人有科学家可以和他们交流、也应该和他们交流的切实需求。大资金意味着更大的组织和更多的集体决策。
看似时尚主导的科学，其实是快速变化的环境和快速变化的需求主导的科学。旧的职业模式失去了相关性。旧的研究模式也将如此。“再写一篇论文”将不再足够，因为我们不再关心基本的发现。改进和扩展我们的模型来处理实际问题将更加重要。
科学发展的方式回答了一个一直困扰着“纯科学”追求的问题:什么证明使用稀缺资源可以造福他人是合理的?今天的科学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答案是影响力。
科学似乎已经形成了它目前的体制结构，从而形成了现在的科学的结构和内容，这是不可避免和必要的变化的结果。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问，我们所描述的结果有多少不是科学必然成熟的产物，而是选择的产物。我们还可以问，这些选择是否是对失败的接受——接受科学主要关注“影响”，在它的愿景中受到可用的资助机制的限制，与昂贵的技术和昂贵的产出相结合，通过同行审查和激烈的资金竞争使其墨守成规。
旧体制在科学的效用和通过规范进行纯调查的目标之间进行调解。科学家所坚持的准则使他们值得信赖和值得信赖。科学家监管。新的定量问责制度会导致欺骗、跟风、从众和屈从于赞助商，而这些赞助商的资金使其有可能参与竞争。竞争是公认的，但它变成了对资金和可衡量的“结果”的竞争。“当对科学的需求转变为对科学的需求时，需要付出的代价是自主。
我们可以说，不再需要自主性，或者科学家已经拥有了科学所需的所有自主性和所有外部强加的问责规则。但这种立场的代价更大。随着内部控制变得不那么明显，人们对科学的信任也在下降。问责制，特别是以可量化和可操作的标准的形式出现的问责制，并不是对这种变化所产生的问题的答案:问责制是外部控制代替内部控制。过去的内部控制并没有回答科学家们现在应该面对的问题，尤其是科学可以合法提供的东西和科学需要的东西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问问自己，我们是否已经失去了一些宝贵的东西:有新想法的年轻科学家冒着风险、追寻推动发现的直觉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事业。下一个变化是:科学家本身需要成为这一主题的新思想来源:科学的分支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