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渝牌快车村”的524天兴衰

到处都是四川的声音，辣椒和胡椒的香味从家家户户飘来，进入北京海淀区后场村，人们总会有误闯川渝小镇的错觉。西北五环路外的后场村曾以“动”闻名。几年前，住在这里搬家的重庆人几乎占据了北京整个搬家市场的一半，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搬家村”。

这几年，后场村的重庆人来了又走，基本保持了几千人的规模。网络汽车兴起后，2015年6月7日“第一个吃蛋糕”的重庆老乡赚到了钱，逐渐从“搬家村”变成了“快递村”。随着网上叫车平台“溢价”制度的逐步收紧和奖励补贴的减少，截至2016年11月12日，后厂村大部分快递司机再次转行。524天，胡同里的茶馆无人问津，因为司机们忙着赚钱。现在这里的麻将声比以前更早更长了。

海淀后厂村里的“重庆森林”

40岁的重庆人丁朝权是后厂村的一名快递司机。下午5点之前，我匆匆吃了晚饭。丁超穿上全套黑色棉衣，拎了一包烟和一壶茶。像往常一样，他抓起车钥匙，从后场村的巷子里翻出来，准备开车。

拐出胡同就是西北的望儿街，丁朝权的车就停在这条路的南侧。道路两旁停着几十辆重庆牌和北京牌的车。丁超权说，这些车基本都是网联车。

10月底，北京交通大学交通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的最新数据显示，滴滴出行在北京的注册司机总数已经超过150万，而丁朝权和他在重庆的老乡就是这150万大军中的一员。

24小时周期内，快递平台结算的订单金额显示，丁超权赚了547元，不含油钱245元。这一天，丁朝权赚了302元。不过，丁超权摇了摇头：“和去年的热火相比，这个数字差了两三倍。”

丁朝权于2015年6月注册成为快递司机。在此之前，他开了六年的黑车。早些时候，他和很多老乡一样，搬到了后场村。

丁朝权的印象是，从1993年开始，他的家乡重庆彭水县新田镇的村民在“探路者”的带领下，纷纷涌向北京的搬家市场。20世纪90年代初，一群村民离开北京老家，去当搬运工。当地老板有资源下车，村民提供人力拿工资。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批积累了人脉和市场的搬家工人摇身一变成了老板：买几辆卡车，雇一群重庆工友。

此后的几年里，重庆彭水县的村民依靠老乡，走出了一带一路沿线的川渝小镇，逐渐占据了北京搬家市场的半壁江山。后来，工厂村逐渐成为重庆老乡在北京的聚集地，成为名副其实的“搬家村”。

据村民自己统计，重庆彭水县至少有1000人在“搬家村”租房搬家，而用于搬家的货车、面包车一度超过500辆。

“搬家村”的首个快车司机

随着越来越多的重庆人涌入北京，搬家市场没有足够的蛋糕。丁超权直观地感受到，2008年前后搬家行业出现了分水岭。有的人几个月赚了90万，在北京定居，有的人找不到好工作，拿不到工人工资。丁朝权说他属于后者。2009年左右，眼看着生意不景气，丁超权被迫开始了第一次“转型”:卖了一辆小货车搬家，开了一辆二手别克，全职开了一辆黑车。

“恐惧”跟着丁朝权很久了。“从乘客上车到下车，整个过程神经紧张，要注意被抓。”丁朝权说，被抓就是被罚。最多罚款6000元，车被扣。

“我过得很艰难，我害怕惩罚。我好几次犹豫要不要继续开黑车。”2015年，在北京开黑车的同行们根本无暇关注丁朝渠

数据显示，自2015年5月滴滴快车上线以来，滴滴快车在北京的订单量在两个月内就达到了当地日订单40万的峰值，注册司机数量接近70万。

正苦于担惊受怕中的丁朝全，抓住了这次“机会”。

6月的一个闷热的下午，丁超权在哥们的建议下注册了一名快递司机。工作了两天，他决定不开黑车，按时做快递司机。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6月7日，我真的赚到钱了。”丁超权成为快递司机后，收入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每笔订单的佣金收入、订单完成的奖励和高峰时段的双倍保费。丁朝权毫不掩饰自己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后两者。每一笔订单，平台收取21.77%的佣金，剩余车费归司机所有。订单完成奖又称“赶工奖”，由平台制定，旨在留住能够提供长期服务的司机。“年初100元奖励10个订单，200元奖励20个订单”，而保费奖励则是计算不同时段对司机的补贴，“高峰时段4倍甚至6倍的已付车费”。

每天开车10个小时，收入1000多元。

时的快车司机来说属于常态。丁朝全成为快车司机“挣了大钱”的消息，很快在后厂村胡同里的小茶馆传开。最多的时候，一天曾有七八个老乡来向他“取经”。不断有人来问他：一天能挣多少钱，能拿多少补贴和奖励，怎么加入，哪片区域好跑？

抱团取暖的渝牌“快车队”

豆铭紧随着丁朝全的脚步，租了一辆车加入了“搬家村”的快车队，每天早上六七点出车到夜里收车，快车“刚火起来的那段时候”，豆铭每个月都能挣一万多。但租车同样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刨去租车费和油钱，保底也能挣到六七千元”。

任川租住在丁朝全对面，同属于最早向丁朝全“取经”的那波老乡。和豆铭不同，对“快车”，任川小心谨慎，却也蠢蠢欲动。观望了小半年，春节后他说服父母拿出积蓄，买了一辆10万出头的新车，由于没有北京号牌，任川办了一个重庆老家的牌照。

置办新车，几乎成了后来“搬家村”的年轻人们加入快车队伍的“标配”。任川算了一笔账，如果不买车，租一辆车一天要花150元，“一天出车能跑13到14个小时，接20多单，满打满算收入400元，刨去租车花的钱和油钱，也只剩几十块了”。

后厂村外，原本停放搬家货车和面包车的西北旺二街，逐渐被加入快车的小轿车队伍占据。在这里，渝牌车最多，早年间重庆老乡们办下来的京牌次之。

丁朝全和任川回忆，2015年年底到2016年上半年，“算上西二旗、软件园和后厂村这一片，能有四五百名快车司机”。仅是丁朝全居住地邻近的三条胡同里，他熟识的快车司机也有六七十人。

从“搬家村”里衍生出的“快车队”，仍以抱团取暖的方式快速生长。

按照不同地域，快车司机们结成了不同“帮派”，划分了不同片区。丁朝全和任川属于“重庆的”，此外，还有来自河南、河北的网约车司机，都建有各自的微信群。早晚高峰期间，后厂村附近的百度、联想、软件园，是快车司机们的“必争之地”。

“出车前，我们会约好，重庆的去了软件园7号门等着，河北的或者河南的就不会跑过来。”任川说。

曾经月入一万是“基本的”

开上网约车以后，任川还加过一个150多人的快车司机微信群。“群里都是老乡，常有人晒‘战绩’。”任川记得，曾有人在群里晒过“35公里，175块钱”的“大单”，“175块钱里，包括当时平台给的一单2.6倍的奖励，30块钱的小费，还有15块钱的高速费，刨除油费，一单净赚了120元”。

这是他们眼中，快车“最景气”的时候，月入一万是“基本的”，他们身边，有老乡“一个月就挣了三万多”。但这种“景气”和“繁荣”的表象背后，是滴滴、优步和易到等各家网约车平台为占据市场用钱“烧出来”的“繁荣”。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整个网约车市场因打补贴战而“烧掉”约200亿元人民币。

“烧钱”必然不会是常态，但沉浸在“挣大钱”想象中的网约车司机们甚少有人察觉。丁朝全们干得“很带劲”，甚至在多个平台同时注册，同时接单。网约车平台的奖励政策也开始悄悄发生变化。

今年4月之后，滴滴快车全天翻倍的奖励力度下调，“之前平峰时2.5倍和高峰时5倍的奖励没有了，掉成了现在平峰时1.2倍和高峰时2倍”，而“冲单奖励”的门槛也有所提高：“一天接20单以上，才奖励100元，接25单以上，奖励200元”。

丁朝全当时的想法是，即便是奖励力度下调，一天耗上十四五个小时，收入三四百元仍然没有问题。比起干搬家的随机收入，比起开黑车的提心吊胆，丁朝全觉得，“快车”更像是一份旱涝保收的“职业”。而任川则考虑，干上两年能攒够一笔“老婆本”。

麻将声成行业“晴雨表”

往常工作日没有搬家的生意，三五成群的重庆老乡涌入茶馆，片刻，麻将碰撞桌面的声音便此起彼伏。

“快车队”出现后，早上6点左右有一批人出车，凌晨回来，下午5点左右另一批人出车，隔天上午回来。

余下的时间里，他们回家睡觉、吃饭、准备再次出车，茶馆的生意曾经冷落了不少。

“公司在烧钱，但赚的是司机，得实惠的是乘客。”丁朝全心里有本账，他慢慢也意识到这样“拿奖励拿到手软”的日子可能不会太长。

不久，滴滴和优步中国“达成战略合作”的消息传出。升级成“滴滴-优步”平台之后，丁朝全明显感觉到，“拿到手的钱每月少了两三千”。

此后，丁朝全熟悉的“溢价”制度渐渐收紧，“早晚高峰能接到1.2倍已经算是比较好的单”，但比起合并前的动辄2.6倍、3倍的溢价，收入相去甚远。同时，星级奖励变成了评分制，“80分以上才有奖励”。乘客的一个差评会直接影响总体评分，随后影响到司机的“奖金”。

“出车的时候总遇到乘客‘挑刺’，现在公司也不待见，两头受夹板气，干得没意思了。”11月3日，犹豫了几天后，任川退了群。

仅仅十多天的时间，后厂村的“快车队”便历经一翻“血洗”。11月12日，丁朝全说，自己算了下熟识的六七十名快车司机，“现在也只剩下十来个人在干”。

退出的人，有的重新干回搬家的老本行，有的重回黑车行列。

不少人手中近乎崭新的小轿车，停靠在西北旺二街的路边积了尘，胡同茶馆里的麻将声，响得比以前更早、时间更长了。

仍在坚持中的快车司机

在任川看来，现在还坚持开快车的只剩两类人：一类“闲着无聊”，没活的时候把开网约车当做兼职，高峰时段出去挣个油钱；另一类“被逼无奈”，处理了别的生意，又砸钱买了车。

丁朝全就是属于“被逼无奈”的。因为之前开二手旧车，丁朝全常被顾客“给差评”，今年9月，他贷款买了辆10万出头的东风轿车。买车钱“还没赚回来”，随即网约车就陷入了低潮。

这是40岁的重庆人丁朝全在北京待的第14个年头。前13年，丁朝全兜兜转转干过搬家、开过黑车，直到开了快车才“踏实”起来。这一年来，妻子印象最深的，是丁朝全“连麻将都不摸了”。

迎门一台冰箱、一张案板台上码放着锅碗瓢盆，灶台转身后就是一张方桌，而紧挨着桌子，两张床错开摆放着。其中一张床边的煤球炉上，铁皮热水壶嗞嗞响着。这是丁朝全一家四口在后厂村租住的平房，面积不足20平方米。

两年前，房子的月租从420元涨到了现在的620元，“算上电费水费，一年下来也要1万多”。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在附近的私立小学读书，“光一年的学费就得将近2万块”。

丁朝全已经3年没回重庆彭水县的老家过年，他准备春节回趟家。“老父亲70多了，身体不好，得回去看看”。回家意味着“要花钱”。“孝敬两边老人的几千块钱少不了，过年串亲戚也要拎着水果烟酒，1万块钱挡不住”。

学费、房租、家里的日常开销……丁朝全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每月不说上万，起码挣够8000元，“把家里的开支和生活费全部算进去，这样每月还能攒下一半的钱”。

这个“目标”，放在去年来看“很轻松”，但现在，丁朝全一天要出车十七八个小时，每天能和孩子们见面的时间，也只是在下午的那顿晚餐餐桌上。

贷款买了车后，老家的弟弟曾劝丁朝全回家跟着他干装修，丁朝全拒绝了，“20多岁一出来就在北京待着了，再回去能干什么，‘你那个装修我又干不来’，我就这么跟他说的。”

下午5点，拎着妻子灌好的热茶，丁朝全拆开一包烟，点上一根，向停车的路边走去。

“不想车里留下味道。”他站在车门边抽完烟，稍稍活动了一下腰板，随即钻进车里打开手机接单，直到隔天上午收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