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刹车门：为何20年来，维权剧本不换？

汽车行业的维权往往会成为大新闻。

例如：

20年前，武汉一车主砸了一辆未能维权成功的奔驰轿车，成为车主维权的急先锋。

两年前，又发生了一起奔驰维权事件。一名女车主坐在4S店奔驰车顶哭泣的视频席卷全网。

就在几天前的上海车展上，一位女车主在“特斯拉刹车门事件”中的维权，开创了中国汽车市场维权的新地标事件。

经过高层舆论的介入，以及特斯拉提供了一些数据后，特斯拉刹车门的优劣应该很快就能定论。

然而这部汽车维权剧，二十年来都没有学会改剧本，即维权成功与否，取决于谁能“出声”。

从奔驰的燃油车到特斯拉的电动车，从当年的手动驾驶到如今的自动驾驶。20年过去了，剧中的配方和味道依然熟悉。

想要维权的结论落地，难道不是要用极端的手段和人和事一起上头条吗？

毕竟正常的普通消费者维权真的不容易。因为维权的消费者和商家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地位失衡。

消费者：地位相对较弱，维权动力也不足。

就个人消费者而言，他们实际上没有足够的财力、精力和信息优势与商家打一场旷日持久的维权战。

这也是大多数普通人在维权过程中未能如愿时选择“算了”的原因。

对于商家来说，地位是强大的，但对于个人消费者来说，却缺乏关注的动力。

个人消费者权益保护，就整体业务而言，其实是小事。

当消费者通过普通程序维权，却得不到想要的答案。没有商业价值观的正确引导，企业就没有动力为这个个体消费者修改自己的规则，不管自己的规则是否合理。因为商家不怕失去这样的客户。

地位失衡之下，事情会走向最糟糕。

作为个人消费者，“吵吵闹闹”是最容易选择的方式。只有把事情搞得足够大，让舆论发酵，让商家认为这次事件造成的舆论经济损失足以让他们对规则进行评估和修改或者回应舆论诉求。

然而，这个以“扰动”为核心的维权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双输的过程。

无论特斯拉事件的最终结论是什么，车主在这个过程中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甚至被拘留。

特斯拉把一个客服工单变成了震撼全球的舆论灾难，成本远远超过了一辆车(即便是——疫情后全球最大的线下商业活动以上海车展的成绩被彻底淹没，这应该是上海抗疫成功的缩影)。

不幸的是，如果没有其他事情发生，失去权益的故事将在未来20年内重演。

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死结：如果我(消费者)不够麻烦，你(商家)就不会关注我；你(消费者)嫌麻烦不够，我(商家)凭什么关注你？

也许世界上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有一些相对可靠的解决方案。

例如，一些企业不关心消费者，因为消费者的力量太小。

消费者之所以想把事情做大，是因为一个消费者的力量太小了。

航空领域有个“海恩定律”，说的是每一次严重事故都必须伴随着29次轻微事故，300次未遂事故，1000个隐患。

所以，如果消费者遇到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问题，那一定不是孤立的案例，其他无数消费者也一定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虽然个体小，但消费者的总和不小。

如果每一个个体消费者都可以整合，那么以“万”计算的市场价格就会整合到以“亿”计算的市场价格中去维权。

这是一支可以和企业竞争的力量。

在这种制度下，个人不必自己制造最大的麻烦。

当然，整合消费者的力量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在司法系统中，这种方法被称为集体诉讼。

遗憾的是，在实际维权过程中，我们很少看到这种司法维权手段，但其运行不畅的“原因”早已被法人分析过，在此不再赘述。

然而，最流行的“噪声分配”是最差的分配系统。

它无视公平原则，只以“哭孩子有奶吃”的方式欺负老实人。

“按事端分配”甚至会鼓励一个人先制造事端，不管自己是对是错。甚至鼓励一些人成为职业“麻烦制造者”，这已经成为一门生意，比如“医闹”等等。

围绕特斯拉维权事件的数据问题是一个新问题；但是消费者维权的方式是一个老问题。

特斯拉刹车门事件会有结果。

但是二十年过去了，一个更好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方法仍然没有结果。